因为租住的公寓离公司太近，陈韵习惯性滞留办公室到深夜，回家倒头就睡，工作和生活缺乏明晰的界限。

纽约市有五大辖区，最有活力的就是华尔街所在的曼哈顿。纽约人把曼哈顿称为“城里”。

城里的花花世界光怪陆离，让陈韵目不暇接。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法静下心阅读和思考。“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每天都在你面前闪来闪去。每个人都是消费者，消费艺术、音乐、美食、科技——要什么有什么。”

两年前，陈韵退掉在曼哈顿租住的公寓，搬回康州。

现在他作息规律，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，6点20搭乘火车到曼哈顿，下班后再坐5点半的火车回家。他利用火车上的通勤时间读中国历史，琢磨汉唐盛世、天文几何，也思考自己的创业项目。“只要醒着，脑袋就一直在转。”

今年是陈韵在华尔街的第14个年头。他目睹身边不少聪明能干的人在“街上”长期作战，能力和志向被慢慢被消磨，又受“困”于高薪，无法挣脱。他称这为华尔街的“金手铐”。

在康涅狄格州，陈韵大把邻居都在华尔街工作。他们娶回年轻漂亮的金发太太。“长得都差不多，而且一半的金发都是假（染）的。”

陈韵讲起花来滔滔不绝。他每年要花一万美元维护花园。

陈韵花园里的花

迷上园艺后，陈韵发现绝大部分西方园艺用的花都来自中国西南，包括绣球花、百合、玫瑰、月季等。“知道了这些奇奇怪怪的知识，我才晓得，中国人今天的生活比西方粗俗，是因为我们自己把很多事情忘了，所以要慢慢捡起来。”

公司2005年开派对庆祝管理规模到1000亿美元。这个数字一年之后就翻到2000亿美元，所有人都欢欣鼓舞。

然而赚钱时歌舞升平，没人问为什么赚钱。形势急转直下开始亏钱时，也没人敢问为什么亏钱。

恰好陈韵是要问为什么会赚钱或者亏钱的人。

2006年的一天，陈韵早上翻看《华尔街日报》头版，读到SEC对某家公司进行调查。到办公室，他发现当天要买的股票正好有这家公司。基金经理告诉陈韵，模型和事实不一致时，他宁可相信模型。

让陈韵更加不安的事很快发生。

2007年7月，陈韵发现Global Alpha Fund整整一个月没赚一分钱。然而Alpha模型的策略在纸面上是在赚钱的。

他跑去问基金经理怎么回事，对方答：“不用关心，会回来的。”

这回答让他感觉不可思议。

“第一，这些人收这么多管理费，还不为客户谋利，不愿意去分析，我们小啰啰都看不下去了。第二，我觉得他们很蠢。They don't know better。”

他认为模型和事实产生差异，是因为量化模型已经无法描述当时的市场，有模型外的因素把钱都“吸掉”了。

美国次贷危机很快全面爆发，陈韵猜测的“模型外”因素有了解释。

理论上来讲，像Global Alpha Fund这样使用市场中性策略的量化基金不应被市场波动影响。然而8月7日和8日，在市场并未下跌，其它类型对冲基金也未报损的情况下，使用量化策略进行交易的基金遭受惨重损失。8月7日，高盛的量化基金一天就亏了35%。8月9日，标普500指数下滑3%，各大量化基金继续亏损。他们“市场中性”特质明显失效。

麻省理工学院的Amir E. Khandani 和 Andrew W. Lo在论文《What happened to the quants in August 2007》（2007年8月量化基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）中试图还原和解释8月华尔街量化基金遭遇的异样损失。

作者提出，某多策略量化基金因为风控或被margin call大规模减仓，对市场价格造成冲击，很可能触发了其它量化基金的亏损。减仓引起连锁反应，让更多对冲基金减仓，进一步亏大损失。

陈韵认为Andrew Lo找出了2008年危机爆发和蔓延的机制，但没有触及根本——金融危机前美联储不断放宽货币政策造成的虚假繁荣。

这就好像一个人摸着电线被电了，然后得出结论：因为这是金属！

“原因是电流，金属只是导体。只要电压足够高，空气都可以导电。”

8月9日之后那周，华尔街许多具备持续盈利能力的量化基金继续滑铁卢，当月遭受5%到30%不等损失。高盛的CFO David Viniar后来对《金融时报》表示：我们连续几天看到的都是25个标准差情况, 前所未有。

对此说法，陈韵针锋相对：“我们的模型从来不真正关心3个标准差或更大的风险。出现所谓25个标准偏差反映的不是世事无常，而是模型的欠缺。”

在基金清仓时，陈韵吃惊地发现，基金经理连资产包里面哪些股票最具流动性、最容易卖都不知道。

“他们的投资方式太学术化了，认为拿几个数据描述这个资产包就完了。但我们量化买的还是实实在在的公司，那些指标是没法概括的。”

陈韵越来越坚信，量化指标是表征，不是内在，更不是价格上涨的内在动力。但他发现，华尔街很少人像他这样想。

几年前的一天，陈韵在巴哈马的沙滩上晒着太阳，突然想算一下太阳升起来的时间。躺在遮阳伞下，他在脑海里画了一个球和几个大圆，开始自己琢磨。

根据手机上的GPS，他找到自己当时的纬度，记算出当天距离春分和夏至各几天，再计算出当天太阳在黄道上离春分（黄道和赤道的交叉点之一）大概多少度。

算出结果，他上网一对，几无偏差。这让他颇有成就感。

陈韵在巴哈马度假

陈韵喜欢从第一原则出发解决问题，注重寻找事情背后的逻辑性。而高盛并不能给他这样的逻辑。

不少做量化的人都是自然科学类专业出身，对数字敏感，用起模型来比其它背景的人更轻车熟路。在陈韵眼里，把数据倒来倒去，只是做了量化，不是在做投资。

“量化的人找一大堆经济理论来证明他们的策略是有理论基础的。姑且承认这些策略抓住了要害。但问题是，如果策略有效，会有这么有效吗？或者有没有别的因素，比如联储货币政策，推波助澜极度放大？”

美国量化市场2007年前红火，2009年后萧条，不少从业人员试图从量化因素内找原因，管这叫“深度挖掘”。但在陈韵看来，这两个时期最大差别是美国实体经济繁荣和经济放缓。

同样在不断注资，2009年后的注资无法有效进入经济实体，仅在资本市场内部徘徊。这导致优劣资产同时涨价，挫败了大多数量化或基本面策略。

2008年，陈韵离开高盛，加入资产管理公司AllianceBernstein L.P. (AB)。

华尔街许多做量化投资的人对做基本面的人有种居高临下的傲慢。陈韵在AB却花了大量功夫向做基本面的分析师和基金经理请教学习。

投资银行、人寿以及关联的按揭行业是2007年金融危机的重灾区。陈韵潜心学习这些行业的运营模式、细节，很快就深刻体会到量化的表面性。

“只看表面或许在很长的时间尺维度上可以，但是市场巨变时，时间是以天或小时算的，量化模型不触及本质的致命弱点就暴露无遗。”

他认为要做好投资，必须掌握投资标的的本质和内在逻辑。

陈韵离开高盛时，很多朋友不理解：人家进都进不去的地方，你还想走？

“高盛是个金字招牌，也是个金字笼子。”陈韵说。很多人不愿意出来找出路，到40多岁能力停滞，被银行裁掉。

他觉得路一定要越走越宽。

今年陈韵离开AB，加入一家新公司。他带领小组管理80亿美元的资产。

在华尔街行走多年，陈韵一直在提醒自己：人无远忧，必有近虑。

华尔街把人性浓缩到极窄和极短的维度上，“街上”的人习惯短期思考。远的2008年金融危机就不提了，近到六个月前英国脱欧是啥状况，已经没人记得。这种追逐短期刺激的思维方式下，很多人跟着资本随波逐流。

“前几年做按揭的那块很火，到2008年之后，这行基本不存在了。你如果没有其它的技能和想法，之前年收入上百万，之后15万的工作都找不到。”

陈韵做着华尔街的工作，同时琢磨着两份创业，在家时写代码、做研究。他喜欢构建新的商业模式，一刻也闲不下来。

一位认识陈韵多年、在中国做VC的好朋友评价他：很稳、很聪明，但是在美国待太久了，没有创新。

陈韵说：我能理解她的说法，特别是相对中国目前这个热火朝天的创业潮，美国这边如一滩死水。

而在华尔街，中国人还得面临许多隐性歧视。

在白人依然主导管理层的情况下，往往是哈佛和MIT的中国学生为了一个工作打得死去活来，而一个资质相对普通的白人可以轻松拿到Offer。

和大部分沉默的中国人比，陈韵喜欢表达、沟通、交朋友。哪怕是自己写的复杂模型，也会给同事分享。

这是他给自己的保护：“如果团队里所有人都认识了解某个人，那老板想歧视他或者开除他，就不会容易。”

陈韵对资产管理这行感情复杂。他早就知道这不是自己的“终极使命”，然而也承认工作给了他舒适的生活和更多的选择：自己能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写诗、写小说、写科幻、读历史，也是拜华尔街所赐。

“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也戴着金手铐。”

陈韵的后花园

华尔街的人从不嫌钱多，很多人做到MD，收入50到60万美元，还是抱怨不够花：养老婆，供房子，孩子上私立幼儿园，还要奢华度假。有人甚至因为每年分红少拿一万美元哭天抢地。

几年前，陈韵手下一位年薪25万的单身同事跑来找他，说工资不够养家。陈韵说，说你做了很多事，报酬和劳动不匹配我可以理解，但你说不能养家，这是你自己没花对。

这位同事后来离职了。

陈韵在普通的中国家庭长大，他常提醒自己不要忘本，知足常乐。他不喜欢跑车、钻戒、名牌，最大的开支就是他的房子。他算过账，每年地税、保险、旅行、吃穿、花园，两人每年花8万5千美元绝对够了。

“人生的价值不在于钱，而在于创造。设立目标，认真做事。即便活到45岁还要学新的东西才能谋生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