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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表示：

 “中国家庭部门杠杆率高达110.9%，已经超越美国。截至2017年末，中国家庭部门的杠杆率高达110.9%，甚至已经高于美国家庭部门的杠杆率水平（108.1%）”    

但是我国居民杠杆率（48.4%）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（76.1%），怎么能算是高呢？

陈副院长又解释道：“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，所以家庭债务/GDP的测算杠杆率方式会低估中国家庭部门债务问题的严重性。以家庭债务/家庭可支配收入测算。”

 “哦，原来是换了个算法。”老王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继续低头啃馒头。

毕竟危机的来临，起点都是渺小和势微的。

那么居民债务违约会爆发么？答案是肯定的。

这并不是危言耸听，原因也非常简单：中国所有的违约主体，都和银行的放贷偏好息息相关。换句话说，中国所有的违约潮，都是银行放出来的。

不信，我们来一起回忆下银行的两次放贷轨迹。

2008-2010年的四万亿信贷狂潮中，银行追着企业营销贷款。 现在我们很难想象的到，当时银行放贷员几乎是追着企业主放贷的。

“1亿有点少吧，王总，3亿，我们利息给的特别低。”

企业主也几乎是做梦都要笑醒“嘿嘿，这便宜占得。”然而悲剧了，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起，直线下滑，10%一去不复返。

经济下行叠加宏观调控，企业经营回款变差，无法偿还债务。

那时候银根紧缩，又使他们借新还旧难度加大，慢慢就发生债务违约了。

于是，一大波中小民企开启死亡之路。

银行经过这次教训，自然是吃一堑长一智。

2014年11月，央行突然宣布“降息+降准”，新一轮货币宽松启动。银行又要开始热火朝天地做业务了。然而找什么客户群体做业务呢？

结果，也就是大家今天所看到的，今年发生了“违约潮”，绝大多数都是这类上市公司；爆雷的绝大多数理财平台，背后也都和地方国企、地方债务有关。相反，我们的民企违约很少。

为什么？因为经历过上一次银行送福利，民企2013年开始早就收敛多了。而国有企业，因为上一次的幸存者偏差，被各大银行追着加杠杆。

难怪有些银行内部人员开玩笑：“这些倒掉的企业，都是银行追着放贷喂死的。”

这是前两次放水的历史记忆。我们也已经都知道，所有债务都在往居民端成功转嫁。我们试着把自己放在银行放贷的位置：

当前民企杠杆率低迷，国企在主动降杠杆，雷已经在陆续爆了，企业端要收紧信用。挑兵挑将，请问整个社会，还有谁？

答案只有一个：居民。这个社会最小的经营主体。

当银行开始追着居民借贷的时候，已经注定下一轮违约主体是居民部门。

当办信用卡的频频给你打电话，当额度短时间内快速提高，额度没有最大只有更大，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丝凉意？

那么我们居民部门面临的风险，在哪里？很多人一张口就是房子，是房价要跌了。

事实上，我们太多人把精力放在了研究投资物涨跌上，而往往忽视了，我是谁？这个简单，而又饱含哲学问题。

要知道，一个完整的交易，不仅包含标的物，还包含你我他，投资主体。

所以，一次投资，所面临的风险，不仅来源于投资标的的风险，还来源于投资主体。也就是我是谁？我的能力如何？我承担风险的能力如何？

也正因为如此，同样在股市，同样的个股，同样的行情，有人亏损，有人赔钱；也正因为如此，同样的经济环境，今天有企业违约，有企业就活的好好的。

我们不应该把风险全部推给投资标的，而应该更多的关注我是谁。

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居民部门加了杠杆，谁生谁死，并不是由投资标的主导的，个人风险承受能力才占主导。

我们就拿深圳来讲，一年来终于不涨了，耗时18个月历史性大跌了1297元。我们就按这个势头，假如维持三年、五年。标的物并没有多少变化，但有些人注定是要悲剧的。

比如前不久惨遭降薪的金融从业人员，比如面临压缩成本的中小民企老板，比如因中兴事件惨遭裁员的众多码农，比如存款买了理财被跑路的很多人。

我，我是谁？这个哲学第一大难题，在投资中，才是投资者该解决的最大风险。

希望那时候，大家都好好的，毕竟天台很拥挤，风很大，就不要去排队啦。